日前閱覽 《HPM 通訊》 第三卷第四期,對蘇惠玉老師 〈多元文化數學的一個例子:布農族的木刻畫曆與時間、空間觀念〉 一文,大有驚豔之感。文化人類學或者人類學史的研究材料,竟然得以延伸其研討範圍,出現在數學教育的範疇,或許正是蘇老師所提及民族數學  (ethnomathematics)  等新興研究觀念的登場,致使蘇老師之類的有心人士,能以新觀點重新詮釋乏人問津的舊材料。

由於筆者並非是專研數學或數學教育的圈內人,對於蘇老師文章顯現的觀點,未敢妄置一語。筆者願自專研歷史的立場,就木刻畫曆部份,補充一些看法,就教於諸位方家。

 一、曆板的時代性質

木刻畫曆在日治時代被稱為「繪曆」,一共出土三塊,皆出自於布農族丹群 (Take-vatan) 。其中第一塊曆板來自  Qanitoan  社  Mangulavan  家族,第二塊曆板來自  Hava-an  社  Manqoqo  家族,而第三塊曆板則來自  Hava-an  社  Tanapima  家族。象形文字解讀方面,最為清楚的是第一塊曆板,其次是第二塊曆板,而第三塊曆板則無法解讀。

曆板的創作者,不僅是部落的頭目,也是祭祀活動的司祭者,彰顯部落的權力者即是最具有豐富知識者。曆板的創作,不是由於祭祀活動的實際需要,而是一種固有文化的搶救記錄。部落長老鑑於外來強勢文化入侵之後,傳統文化內容日漸衰微、消逝,湧現文化消失的畏懼之心,因此興起記錄部落固有文化活動的想法。曆板的書寫方式,以象形文字的方式呈現,反映出是由不解當時通用語言-日本語的年長一輩所創作。曆板的內容,全然以農耕、狩獵和祭祀的活動記事為中心,反映出部落在編入近代國家體系以前的最重要活動種類。

二、曆板的時代研究

曆板的介紹者和研究者,以當時的關係人物而言,略分為兩種領域的人士。一種是掌管原住民行政業務的警務單位人士,譬如鈴木質、橫尾廣輔(1889-1953),二人當時分別以視學 (即督學) 和視學官 (即總督學) 的身份專責原住民教育。另一種是專門從事原住民研究的臺北帝國大學土俗學人種學教室相關人士,譬如宮本延人 (1901-1988)、馬淵東一 (1909-1988),宮本延人當時任職為臺北帝國大學的助手、講師,而馬淵東一雖為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的畢業生,也可謂是臺北帝國大學土俗學人種學教室的唯一學生,以土俗學人種學講座是史學科隸屬講座之一的緣故。

曆板除了新聞業者以時事焦點報導之外,只有受到上述兩類人士的垂青,實在不難理解。即一方面注重在教育行政的實際作用,另一方面著眼於原住民文化的內涵研究。此類介紹、研究雖然有助於布農族文化的重新認知,卻也限制曆板內容的深度研究,未能進而追蹤探討布農族的天文知識。至少當時在台灣專責天文星象研究的氣象機構人士,截至目前為止,未見相關論述報導的出現。

三、曆板的文化意義

日治時代掌管原住民行政業務的警務單位人士,在殖民主義觀念的薰陶之下,不免戴起有色眼鏡,普遍對原住民有著刻板的印象和看法,即原住民是文化水準低落的種族,且依照文明進化的程度,排列各種族的文明高低順序。各種族之中,雅美族被認為是文明進化程度最低的種族,其次是布農族。因此布農族曆板的出現,成為稀有的珍貴事情,一舉打破原住民文化水準低落的虛擬事實迷思,使世人認定原住民自身有其複雜的獨特文化,重新認識原住民的文化內容和意涵。此種認知的轉變,在警務系統之中,以專責原住民教育的人士為先,譬如橫尾廣輔即認為原住民舊有風俗習慣的認知,乃是教育的基礎。

世界各地種族何其多!各有其獨特固有的文化。在近代強勢文明的橫掃之下,有些種族已步入世界畫一體系範疇,有些種族仍固守其獨特色彩的傳統文化。在世界通用知識體系之下,將小區域種族的知識文化體系加以兼容並蓄,呈現文化多元性的面貌,有其值得深究之處。原住民文化固然有其區域性,也有其世界性,源於其舉世無雙的特色。筆者昔日閱讀日治時代台灣籍博物學者王雨卿(1907-1938) 關於台灣哺乳類動物介紹的一篇文章,至今對於其處理動物名稱的方式,仍然印象深刻。文章中所介紹的動物,每種動物皆以六種名稱的標準模式羅列,即拉丁文學名、英文名稱、日文名稱、台灣漢人名稱、台灣原住民名稱和世界語 (Esperanto) 名稱。在檢索動物名稱之時,此種處理方式可謂結合世界通用稱名體系和區域稱名體系,允稱便利和有用。原住民部落長老對動物的認知,如何並行於世界通行知識體系?以此類推,在文化多元主義的名義之下,對少數種族的固有知識、觀念的認知,或許能有多面向的呈現。

參考文獻

鈴木質 (1932).《臺灣蕃人風俗誌》,臺北:理蕃之友發行所。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1935).《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東京:刀江書院。

橫尾廣輔 (1933).〈蕃人文化的研究〉,《理蕃之友》2(9),頁 2-3。

橫尾生 (1934).〈布農族的繪曆〉,《理蕃之友》3(11),頁 1-3。

齋藤生 (1935).〈未知底蘊的布農文化〉,《理蕃之友》4(5),頁 4-5。

馬淵東一 (1936).〈布農族的祭祀和曆〉,《民族學研究》2(3),頁 58-80。

橫尾廣輔 (1937).〈布農族的繪曆〉,《臺灣時報》第 214 號,頁 117-129╱第217 號,頁 62-81。

橫尾生 (1938).〈布農族的繪曆(續)〉,《理蕃之友》7(1): 5-6;7(2): 2-3。

宮本 (1943).〈布農族的曆〉,《科學的臺灣》11(4),頁 4-12。

王雨卿 (1938).〈臺灣產哺乳類的檢索及名稱〉,《兵庫縣博物學會會誌》第 15號,頁 95-140。

《臺灣日日新報》第 9086 號 (1925). 由蕃人創作的祭事曆╱新高郡 Kanetowan

社頭目 Taromu Maguraban╱以留下年中行事記錄的物品╱蕃人的初次嘗試。

《臺灣日日新報》第 13392 號 (1937). 珍品繪曆的所在╱漸握其緒╱若果發現╱欲以相當金額購買。

《臺灣日日新報》第 13399 號 (1937). 布農族的秘寶╱繪曆逐漸發現╱派遣蕃丁至台中州丹大社╱ 出讓交涉成立。

《臺灣日日新報》第 13512 號 (1937). 布農族的繪曆╱再度發現╱與前次物品略為同樣型式。

 

編按:本文原刊《HPM 通訊》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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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athmuseum.tw/wp-content/uploads/2017/02/木刻畫曆.1.jpghttp://mathmuseum.tw/wp-content/uploads/2017/02/木刻畫曆.1-150x112.jpg許進發HPM 專文民族數學布農族,民族數學,繪曆日前閱覽 《HPM 通訊》 第三卷第四期,對蘇惠玉老師 〈多元文化數學的一個例子:布農族的木刻畫曆與時間、空間觀念〉 一文,大有驚豔之感。文化人類學或者人類學史的研究材料,竟然得以延伸其研討範圍,出現在數學教育的範疇,或許正是蘇老師所提及民族數學  (ethnomathematics)  等新興研究觀念的登場,致使蘇老師之類的有心人士,能以新觀點重新詮釋乏人問津的舊材料。 由於筆者並非是專研數學或數學教育的圈內人,對於蘇老師文章顯現的觀點,未敢妄置一語。筆者願自專研歷史的立場,就木刻畫曆部份,補充一些看法,就教於諸位方家。  一、曆板的時代性質 木刻畫曆在日治時代被稱為「繪曆」,一共出土三塊,皆出自於布農族丹群 (Take-vatan) 。其中第一塊曆板來自  Qanitoan  社  Mangulavan  家族,第二塊曆板來自  Hava-an  社  Manqoqo  家族,而第三塊曆板則來自  Hava-an  社  Tanapima  家族。象形文字解讀方面,最為清楚的是第一塊曆板,其次是第二塊曆板,而第三塊曆板則無法解讀。 曆板的創作者,不僅是部落的頭目,也是祭祀活動的司祭者,彰顯部落的權力者即是最具有豐富知識者。曆板的創作,不是由於祭祀活動的實際需要,而是一種固有文化的搶救記錄。部落長老鑑於外來強勢文化入侵之後,傳統文化內容日漸衰微、消逝,湧現文化消失的畏懼之心,因此興起記錄部落固有文化活動的想法。曆板的書寫方式,以象形文字的方式呈現,反映出是由不解當時通用語言-日本語的年長一輩所創作。曆板的內容,全然以農耕、狩獵和祭祀的活動記事為中心,反映出部落在編入近代國家體系以前的最重要活動種類。 二、曆板的時代研究 曆板的介紹者和研究者,以當時的關係人物而言,略分為兩種領域的人士。一種是掌管原住民行政業務的警務單位人士,譬如鈴木質、橫尾廣輔(1889-1953),二人當時分別以視學 (即督學) 和視學官 (即總督學) 的身份專責原住民教育。另一種是專門從事原住民研究的臺北帝國大學土俗學人種學教室相關人士,譬如宮本延人 (1901-1988)、馬淵東一 (1909-1988),宮本延人當時任職為臺北帝國大學的助手、講師,而馬淵東一雖為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的畢業生,也可謂是臺北帝國大學土俗學人種學教室的唯一學生,以土俗學人種學講座是史學科隸屬講座之一的緣故。 曆板除了新聞業者以時事焦點報導之外,只有受到上述兩類人士的垂青,實在不難理解。即一方面注重在教育行政的實際作用,另一方面著眼於原住民文化的內涵研究。此類介紹、研究雖然有助於布農族文化的重新認知,卻也限制曆板內容的深度研究,未能進而追蹤探討布農族的天文知識。至少當時在台灣專責天文星象研究的氣象機構人士,截至目前為止,未見相關論述報導的出現。 三、曆板的文化意義 日治時代掌管原住民行政業務的警務單位人士,在殖民主義觀念的薰陶之下,不免戴起有色眼鏡,普遍對原住民有著刻板的印象和看法,即原住民是文化水準低落的種族,且依照文明進化的程度,排列各種族的文明高低順序。各種族之中,雅美族被認為是文明進化程度最低的種族,其次是布農族。因此布農族曆板的出現,成為稀有的珍貴事情,一舉打破原住民文化水準低落的虛擬事實迷思,使世人認定原住民自身有其複雜的獨特文化,重新認識原住民的文化內容和意涵。此種認知的轉變,在警務系統之中,以專責原住民教育的人士為先,譬如橫尾廣輔即認為原住民舊有風俗習慣的認知,乃是教育的基礎。 世界各地種族何其多!各有其獨特固有的文化。在近代強勢文明的橫掃之下,有些種族已步入世界畫一體系範疇,有些種族仍固守其獨特色彩的傳統文化。在世界通用知識體系之下,將小區域種族的知識文化體系加以兼容並蓄,呈現文化多元性的面貌,有其值得深究之處。原住民文化固然有其區域性,也有其世界性,源於其舉世無雙的特色。筆者昔日閱讀日治時代台灣籍博物學者王雨卿(1907-1938) 關於台灣哺乳類動物介紹的一篇文章,至今對於其處理動物名稱的方式,仍然印象深刻。文章中所介紹的動物,每種動物皆以六種名稱的標準模式羅列,即拉丁文學名、英文名稱、日文名稱、台灣漢人名稱、台灣原住民名稱和世界語 (Esperanto) 名稱。在檢索動物名稱之時,此種處理方式可謂結合世界通用稱名體系和區域稱名體系,允稱便利和有用。原住民部落長老對動物的認知,如何並行於世界通行知識體系?以此類推,在文化多元主義的名義之下,對少數種族的固有知識、觀念的認知,或許能有多面向的呈現。 參考文獻 鈴木質 (1932).《臺灣蕃人風俗誌》,臺北:理蕃之友發行所。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1935).《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東京:刀江書院。 橫尾廣輔 (1933).〈蕃人文化的研究〉,《理蕃之友》2(9),頁 2-3。 橫尾生 (1934).〈布農族的繪曆〉,《理蕃之友》3(11),頁 1-3。 齋藤生 (1935).〈未知底蘊的布農文化〉,《理蕃之友》4(5),頁 4-5。 馬淵東一 (1936).〈布農族的祭祀和曆〉,《民族學研究》2(3),頁 58-80。 橫尾廣輔 (1937).〈布農族的繪曆〉,《臺灣時報》第 214 號,頁 117-129╱第217 號,頁 62-81。 橫尾生 (1938).〈布農族的繪曆(續)〉,《理蕃之友》7(1): 5-6;7(2): 2-3。 宮本 (1943).〈布農族的曆〉,《科學的臺灣》11(4),頁 4-12。 王雨卿 (1938).〈臺灣產哺乳類的檢索及名稱〉,《兵庫縣博物學會會誌》第 15號,頁 95-140。 《臺灣日日新報》第 9086 號 (1925). 由蕃人創作的祭事曆╱新高郡 Kanetowan 社頭目 Taromu Maguraban╱以留下年中行事記錄的物品╱蕃人的初次嘗試。 《臺灣日日新報》第 13392 號 (1937). 珍品繪曆的所在╱漸握其緒╱若果發現╱欲以相當金額購買。 《臺灣日日新報》第 13399 號 (1937). 布農族的秘寶╱繪曆逐漸發現╱派遣蕃丁至台中州丹大社╱ 出讓交涉成立。 《臺灣日日新報》第 13512 號 (1937). 布農族的繪曆╱再度發現╱與前次物品略為同樣型式。   編按:本文原刊《HPM 通訊》3(6)。Museum of Mathematics @ Taiwan